“专案组学术”的集大成者―看“吴市场”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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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08-28 23:00:0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专案组学术”的集大成者――看“吴市场”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老田
  
  吴敬琏先生曾经在于光远先生的直接领导之下,是四清时期深揭狠批孙冶方的两员干将之一,一口咬定“按劳分配”和“货币交换”是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吴敬琏先生还认为“利息体现剥削”而主张取消;到了1980年代之后摇身一变,竟然成为“吴市场”,这可真是叫人跌破眼镜。根据吴敬琏先生通过《吴敬琏》一书(陕西师大出版社,P162)传达的看法:“吴敬琏感到,孙冶方和自己所认识的一些老共产党员一样,是刻骨铭心的民主主义者。在青年时代,他们的这种民主主义追求和社会主义理想是完全融合的,但在1949年之后,却无论如何摆脱不掉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体制的不融洽。”吴敬琏先生自称自己骨子里是个民主主义者,并且与1949年之后的现实体制不融洽,这样的人竟然曾经是“极左”思想的载体,他的政策主张比毛泽东还要左十倍,除了基于职业利益和话语权之外,很难使人相信他当时怀有什么学术或者认识上的真诚。
  
  作为“吴市场”论证市场取向的最重要理论支撑点,就是认为毛泽东时代在经济成就方面一无足取,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并因此断言“旧体制”或者“计划经济”毫无可取之处,市场配置资源作为国家计划配置资源的反面,好的不能再好了。至于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的效率如何,除了吴敬琏先生的个人爱好和来自海外的“洋证据”之外(这个洋证据就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富裕发达完全是因为搞市场经济的结果”这样一个想当然式的证据),在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中却无法予以证明,甚至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宏观统计数据完全相反。因此“旧体制”不得不再次成为“代罪羔羊”,成为吴市场的新宠---一切与中国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都是因为“旧体制”还没有100%被清除干净。可以预料,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难以产生吴市场这样的高人---他们在理论上论证市场经济优越性时,往往要遭遇无法回避现实经济问题,而且也没有“旧体制”出来承担责任,因此在许多理论问题上肯定难以象吴市场那样自圆其说。
  
  一、 吴市场用“专案组”搜集罪证的方式来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赏析
  
  吴市场在论证市场取向型改革时,市场经济在中国现实中以市场配置资源如何实现、配置的效率如何,吴市场都不关心,吴敬琏先生只是简单地罗列了市场经济怎么怎么好;而在吴市场的理论中,市场经济的对立面――计划经济的实际成效如何,他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关心,只是告诉你计划配置资源是极端的坏;对于市场经济在中国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怎么才能解决,吴市场也不在乎,吴市场最关心的是谁来负责,吴市场说旧体制应该为今天的现实经济问题负责。在吴市场看来,经济学上的问题既不会跟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关系,也不需要深入考察经济制度成立和运行的社会条件,只是一个简单的普世真理把握问题,所以吴市场的论证和言说,都是原则性的和推理型的,实证研究与现实对照一直是他竭力避免触及的。
  
  吴市场论证市场经济的三板斧:第一板斧是宣称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统治暗无天日,计划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第二板斧是认定市场经济就是好,就是好,市场经济万能,并告诉你市场经济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旧体制没有100%地清除干净造成的;第三板斧是吴敬琏宣称全部真理都在他那一批人手里,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就是“想浑水摸鱼”,“开倒车”,“打击改革”,甚至是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
  
  1、 吴市场的“专案组学术”的政治依托在哪里
  
  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对特定对象进行专案审查,需要依托政治上的强势地位来进行。同时对被审查对象,通常是已经有了先定的结论,专案审查的目的就是用各种办法去找犯罪证据的。这样一种审查方式在文革结束后受到普遍的批判和唾弃,但是吴敬琏先生却拣起这个法宝来进行经济学研究。当然正如专案审查可以方便地找到证据一样,这样的专案组学术也可以方便地得出自己想要的一切结论,而且花费的时间最少,也不需要联系实际和深入调查。是一种“低投入、高产出”的治学方式。
  
  根据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市场经济的提出是高人在书斋和会场里惨淡经营的结果,而要做到市场经济为社会所接受,特别是为高级领导同志所接受,那是费了几番周折的。尤其了不起的是,吴敬琏先生还与一些人发生了争执,吴敬琏先生甚至还暗示我们,他个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承受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吴市场的自我期许极高,说自己研究经济学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求索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不过看吴市场自己叙述自己的学术生涯,怎么看都不象是在做学术研究,更象是在搞意识形态斗争或者是宫廷政治密谋。请看吴敬琏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的:
  
  “粉碎‘四人帮’后,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一大批经济学家把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场,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1980年,在由薛暮桥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但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  从1981年冬季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观点重新抬头,虽然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许多领导人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但最终十二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没能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取得进展。   然而,市场取向型改革的要求是压制不住的。1984年,‘市场派’开始反攻。马洪受命组织社科院的几个研究人员写了一篇文章,放出试探气球,要给市场经济翻案。这种要求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和领导的认可。于是,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为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基调。最后,这一提法被写入这次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中,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虽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有点绕弯子,不够明朗,但毕竟为改革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所谓商品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经济资源的市场经济。 然而,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并未平息。1989年以后,有些理论家坚持认为,惟一正确的说法应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国经济的性质是计划经济,决不能提市场经济,否则就是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1990年7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经济学家们就这一问题正面交锋。当时,市场这边的力量很单薄,这次我站到了捍卫市场的第一线。会后,传出了‘有计划、吴市场’的说法,意思是批评我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据《吴敬琏》一书记载,吴敬琏先生还特别提到在与许毅先生的争论中如何有效地捍卫了真理,批驳了错误,很有点“挽狂澜于既倒”的味道。吴敬琏先生自己的暗示,可能是因为吴敬琏这样的高级专家的信心和努力,最终鼓舞了邓小平同志,然后才有南巡讲话。吴敬琏先生说:“ 在许多学者和领导人的努力下,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为这场争论一槌定音。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才是市场经济的特点,而市场取向型改革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而且因为这个改革没有最终完成,残余的计划旧体制成为“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总而言之,市场是万能的,是包医百病的良药,而且下药治病越早越彻底越好。
  
  吴敬琏先生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基本区别是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党的十四大决定说得对,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反之,计划经济的特点是行政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今年年初,我在一次演讲里说,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不过,今年的改革有比较快的进展。现在我要说:‘我们正在过大关’。十五大以来,我国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重大突破。现在关键是贯彻落实。在当前的改革中,我们不但要解决计划经济中形成的制度问题,还要解决过去20年放权让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问题。不能拖,越拖越被动,必须横下心,厉行根本性的改革。”(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市场万能论显然对中国的经济现实中存在的一些负面的证据或者现象不那么好解释,但吴敬琏先生有高招,他告诉你,所有问题都与市场经济无关,一切现实问题和矛盾都在于旧体制没有100%地清除干净。吴敬琏先生的具体说法是这样的:
  
  吴敬琏先生说:“中国对改革道路的选择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从几十年的挫折和失败中得到的经验总结。直到今天,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很多,例如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日益猖獗的腐败、经济关系的混乱与失范、改革过程中财产再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金融诈骗、股市泡沫,公权不彰,法治不行等等。”(吴敬琏:《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在吴敬琏先生看来,除了三年恢复时期以外,建国后整个50年的经济发展都是“曲折”,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完成工业化的伟大历程,也都是曲折的结果。之所以有曲折,当然就是因为没有“市场经济”这样一副包医百病的良药。总而言之,实际的经济过程和发展成效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有没有市场经济来挂帅。
  
  吴敬琏先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 年来的经济发展, 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建国初期在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和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动下, 中国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 经济建设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但是随着50 年代中期‘左’的思潮愈演愈烈, 经济状况也每况愈下。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 国民经济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在70 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才有了转机。”(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2、 吴敬琏先生如何以专案组视野去看待他的理论对手
  
  在吴敬琏先生看来,与他观点不同的人,要么是头脑糊涂受旧观念的影响,要么就是黑心,一心为自己私利说话,因而都不可能对吴敬琏先生的分析方法和结论提出正常的不同意见。除了是“打击改革”和“想浑水摸鱼”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情况存在。反正在专案人员眼里,可以方便地看到阶级敌人。
  
  吴敬琏先生说:“在我看来,现在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有人打着‘维护社会主义’的旗号来打击改革;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反改革。改革的阻力既来自旧观念,更来自既得利益。而与改革背道而驰的既得利益有的产生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有的来自前期不规范的改革。例如,在规范化的基础上发展证券市场的要求,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打击新生事物’。”“改革确实会带来痛苦,但这些痛苦并非都来自改革自身,而是来自改革以外的东西。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人为的。不客气地说,有人就是要在里面搅,想混水摸鱼。”(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吴敬琏先生认为,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姓“资”,就是喜欢“上纲上线”,“动辄把事情往政治路线上联系”。看起来,吴敬琏先生认为宏观经济问题可以脱离政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吴敬琏先生自己的“政治与经济无关论”才真正是理论认识上的一大突破),吴先生还对戴政治帽子的现象表现了相当大的义愤。
  
  吴敬琏先生说:“十三大以后, 经济理论研究相当活跃。有些同志建议直截了当地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使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 但也有一些人持相反的意见。对重大理论问题持有不同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 而且应当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看法, 不能强求一律, 问题是有些人总喜欢‘上纲上线’, 动辄把事情往政治路线上联系。在1988 和1989 年出现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后, 一些坚持计划经济的人又利用这种形势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变相地恢复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全部真理都掌握在他的手里,观点的分歧是不存在的。而且也只有吴敬琏先生自己和与他观点相同的人,才是在“力图建立一种符合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真是能者无所不能,只要有吴敬琏先生金口玉言,市场经济从此就没有了基于丛林法则的竞争,从而成为“符合大众利益”,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在吴敬琏先生看来,把“打击改革”的人仅仅称为保守派显得“过于简单”,这些人实际上却是在“鼓吹向旧体制开倒车”,“他们由此论证,应当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文革’时代的‘美好往日’去。”。吴敬琏先生可谓老当益壮,他在四清时期批判孙冶方时的猛烈的火力,与今天对他所谓的保守派的攻击比较起来,可能是小巫见大巫。
  
  吴敬琏先生说:“ 以前人们往往把对待改革的不同态度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而我认为这种二分法过于简单,我认为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社会力量有三种,分别是:
  第一种,亲市场取向型改革的力量。他们力图建立一种符合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种,亲计划体制的力量。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姓‘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计划经济中出现的弊病,非经济体制使然,而是形式有误或方法不当所致;
  第三种,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随着改革的深入,那种由于行政特权干预和经济秩序混乱而造成的发财机会越小,这些人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甚至会在改革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创造新的‘寻租’可能。然而,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很容易迷惑群众,因此他们的危害性极大。
  第三种力量打着市场化改革的旗号以权谋私,由此,另外一个极端的思潮也就有了一定的市场,这就是鼓吹向旧体制开倒车。有的人认为,当前我们社会中出现的这些腐败行为和丑恶现象,都是由市场经济的本性所决定的。他们由此论证,应当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文革’时代的‘美好往日’去。也有的身在海外的学者,不理解这些问题的主要来源并不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将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与自己较为熟悉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弊病相类比,从‘左’的方面介入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支持与市场化改革相对立的主张。”(吴敬琏:《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先生的话句句是真理,人们绝对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和异议,当然更不能批评,否则就会带来思想混乱和经济倒退,说话者可得掂量一下自己的社会责任:
  
  吴敬琏先生说:“这种针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批判, 不能不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混乱, 使他们无所适从。这样, 就造成了1989-1991 年三年经济增长乏力, 使我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3、 专案组视野必然搭配的“读后感学术”
  
  人们对读后感学术肯定不陌生,哪一个人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不布置几篇读后感作文题目呢?读后感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可以就某一感想进行大量发挥,对一个特定事例进行广泛联想。中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就特别喜欢这样的言说方式,著名的吴敬琏先生在这个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
  
  李光耀在一次午餐讲演上没有提“亚洲价值观”,从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吴敬琏先生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权威主义这套东西,在新经济中必须改变了。”笔者对新权威主义这样的东西确实没有兴致,不过,我们不能不对吴敬琏先生的推理能力和他在“读后感学术”上炉火纯青的造诣,佩服得五体投地。
  
  吴敬琏先生说:“不久前我在全国政协的21世纪论坛上主持过一个小组讨论。会上对于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不应当强调‘亚洲价值观’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然后听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午餐讲演,我想他一定会谈这个每会必讲的题目。使我大感意外的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亚洲价值观’。相反,贯穿他整个讲演的只有一条,就是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从接班人的选择到投资,都要考虑如何发挥每个个人的创造性。后来在政协的组织委员会总结的时候,我特别提出要请领导们注意李光耀先生的讲演。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权威主义这套东西,在新经济中必须改变了。”(吴敬琏:《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任务与挑战》)
  
  根据吴敬琏先生的说法,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次话,批评了邓子恢,就等于发动了批判运动。至于对小脚女人的批评与统购统销问题有没有关系,吴敬琏先生是没有兴趣加以分析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吴敬琏已经认定“全部余粮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掌握到国家手中”是很困难的,于是一口咬定建立人民公社就是为了更方便地剥夺农民。不知道吴敬琏先生对“统购统销”是如何认识的。搞“统购统销”确实要“切断农民与资产阶级的联系”,但要作到让农民少吃多卖,并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出自吴敬琏先生无条件赞成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设计思路(集中体现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从来就没有包括“更方便地剥夺农民”的想法,这是吴敬琏先生捏造的一个小小的谣言。
  
  吴敬先生说:“1952年10月,国家宣布从是年12月起在全国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把全部余粮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掌握到国家手中。在存在成千上万的独立农户的条件下,要实现这一点难度很大。由于统购价格通常低于市场价格,政府的征购往往受到农民的抵抗。因此在1954年,城乡都曾经出现粮食风潮,‘家家谈粮食,人人说统购’。这使毛泽东在1955年提出加快农业合作化。他发动了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小脚女人’的运动,并在1956年铲除了土地私有制,实现了合作化。1958年进一步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合作化和公社化的条件下,分散的个体农民被编进了纪律严明的队伍,粮食掌握在合作社和公社干部手里,不愁农民不交售。”(吴敬琏:《共和国经济五十年》)
  
  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农业收获不是由植物中的叶绿素进行光合作用的结果,跟自然界的光、水、热条件没有关系,农业发展既不会受到不利气候的影响,也与化肥投入的增加没有任何关系,只与制度和政策有关。而且,在中国长期存在劳动力过剩和实行精耕细作情况下,增加农民积极性的制度安排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操作的方向是否需要考虑,吴敬琏先生大概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看一看吴敬琏先生下面的结论就非常清楚了:
  
  吴敬琏先生说:“由于实行这种制度(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使我国农村百业萧条,民不聊生。”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1号文件’,使联产、承包、到户乃至‘包干’的存在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据。1982年6月,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86.7%。1983年初,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更占到93%,其中大部分是‘包干到户’。这表明中国农业完成了由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到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双层经营制度’的过渡。农村经济面貌从此气象一新。”(吴敬琏:《共和国经济五十年》)“198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普及后, 到1984 年, 农业总产值在这三年中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3.8%, 粮食年均增产7.8% 。”(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毛泽东毕生鄙视那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人,在有些人看来毛泽东已经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不具备影响力了。虽然吴敬琏先生在毛泽东时代比毛泽东还左,但是今天不同了,吴敬琏先生已经自认为有资格,去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进行专案审查了。
  
  二、 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
  
  根据吴市场论证市场经济的特点和手法,为了使读者认识市场经济和“吴市场”之庐山真面目,有必要回顾一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幸好事实毕竟是事实,不管吴敬琏先生如何抹黑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的建设成绩。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效率,即使当时国家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工业技术学习、国家安全等三个方面“密集支付成本”的严重制约,毛泽东时代工业企业在经济效率上的许多关键经济指标,也仍然远远好于今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证明,计划经济都曾经带来长时间的高速经济成长。中国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短30年中,走完了西方国家走了两百年的两次工业革命过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工农业生产面貌,把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的,并大大增强了国防实力,全面改善了国家的安全态势。
  
  我国工业企业投资效率和经营效率情况的简单比较:
  年 份 1965 1970 1975 1985 1995
  (资金)资产利税率(%) 29.8 30.6 22.7 19.4 6.4
  销售收入利润率(%) 21.3 18.2 14.2 11.9 3.1
  1965-1975年数据是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引自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P391;1985-1995年数据是全部工业企业的平均指标,引自《关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载《中国经济年鉴-1997》P889-893。
  
  1、 毛泽东时代的生产效率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受当时技术水平和机械数量的限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设工业和交通设施,不得不主要依靠人力,组织规模不等的群众性的体力劳动,在这种场合,马歇尔所说的“劳动负效用”就显得特别突出,这就难免使人们有“劳动报酬与劳动付出不相称”的感受。
  在毛泽东时代,针对中国农业抗旱除涝能力不足的严重情况,在30年的时间内,主要依靠群众性的体力劳动,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兴建或者修整了20多万公里的堤防,新修了2亿亩梯田,使得中国农业生产条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大幅度的改善。
  
  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实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政策,使得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一个工业门类基本齐全的工农业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完成工业革命和制造业的飞跃,这是在工业技术上密集支付学习成本的丰硕成果。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战略下的发展态势: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实际上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先解决现代生产资料的短缺,同时在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前提下, 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同时并举,实现工农业的高速增长。在毛泽东时代,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这个生产资料积累过程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以纺织行业为例,当时光是湖北省就有黄石、武汉、宜昌三家纺织机械厂投产,一年就可以装备十余家纺织厂。虽然当时还在使用布票,但是在工业装备问题解决之后,很快就可以完成纺织行业的扩张过程,从而全面解决人民群众的衣着问题。农业上最难以解决的旱涝问题,也因大规模的群众性产兴修水利运动也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而大大增强了抗御能力。耕作方式的革新,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等方面的工作都已经建立起有效的全国性体系,再加上化肥工业的大发展,几此种种,为1980年代初叶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在1980年代,在中国纯粹消费者群体的主导下,中国工业开始的“消费大跃进”,实施超前发展的畸形战略,希望迅速与西方先进的消费品生产技术接轨,企图强行超越我国的经济发展阶级,超越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技术积累层次,使得30年辛苦建设的积累起来的工业资产和技术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大量贬值和报废。农业上由于搞包产到户,使得业已取得的劳动条件改善成果和机械化成果不仅无法巩固,反而严重倒退,大量公共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新技术推广极为困难,农业向落后的传统的小农模式倒退,使得工业发展的国内市场问题无法解决,从而直接导致后来的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和外向型经济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我国工业的依附化和边缘化,使得中国重新成为西方国家的外围经济区域,成为廉价劳力的供给地区,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源流出地区。
  
  2、 毛泽东时代的分配效率
  
  无论有限的生产资源的配置,还是生产的成果的分配,在毛泽东时代都具有非常高的效率。虽然当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是在成人识字率和人均预期寿命方面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个人的经济地位共同决定于三种因素,一是个人收入,二是个人必须应付的支出,三是个人在应付意外和风险时的保障地位。在毛泽东时代,个人的名义收入不多,但是个人在开支上和应付风险方面,绝大多数人都得到了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依靠和保障。不仅城市职工的生老病死是依靠的;而且在农村也办起覆盖全体居民的合作医疗和普及教育,生产队这样的合作生产组织也具有良好的经济保险职能。单干农户如果遇到役畜死亡或家人患病之类的变故,就一定会陷入长时间的困顿,但是一个生产队就可以避免这一困境。同时,合作医疗和普及义务教育大大地降低了农民的开支。
  
  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由于缺少积蓄,往往难以应付意外情况或者风险,通过国家政策的稳定保障,免除个人在生老病死方面的后顾之忧, 这是一项极为重要非物质利益,国家仅仅使用了很少的资源,就极大地改善了大多数人在风险面前的地位。特别是当时国家执行“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有力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处境,成为医疗资源分配上“边际效用”迅速提高的一个范例。
  
  为了迅速提高农业的抗旱除涝能力,农民进行在长达30年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这一部分劳动一般并没有短期报酬,其效果表现在长期的生产和生存条件的改善。当时执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高积累政策也属于此种情况,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为了长远利益,必须牺牲某些短期利益。这样,群众消费水平的提高没有和工农业的发展发展完全同步,从而使得人们产生一种“劳动报酬与劳动付出不相称”的感受。
  
  由于毛泽东时代有限的资源优先分配给大多数人,用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因此新中国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人均预期寿命和成人识字率方面的成就,都是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最高水平。这实际上就是因为中国在分配效率上非常高,结果在促进个人在身体和智慧方面的发展成就,大幅度领先于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的水平。
  
  3、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管理成本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实施高积累政策,个人名义报酬基本上就是一个维持生存的水平,结果无法在管理上运行最有效的手段---通过短期利益规制人们的行为,必须主要依靠强化认同感的方式,以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相结合、整体利益与部分利益相结合为号召,来进行社会管理。
  
  而且,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迅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必须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组织动员能力,把全国人民都组织起来,参与国家建设,整个中国上至中央党政机关、下至穷乡僻壤,人们都被组织在一个庞大而且严密的管理体系里,这当然会引发一种管理痼疾---“职能系统病”。所谓“职能系统病”是指管理体系规模越大,管理者追求整个体系目标实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越会下降,而被管理者因为管理目标与个人当前利益的联系相对就不那么紧密,对管理的认同感也会相应下降。总之是主人翁精神受到影响。这是管理上的一种通病,国外的大型跨国公司就比小公司的“官僚主义”严重许多倍。当时在毛泽东的主导下,经常开展整党整风工作,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者解决这一问题。当时执掌国家机器的官僚精英群体,多数是从解放军转业而来,个人缺乏必需的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执行政策时往往缺乏因地因事制宜的灵活性,不时引发某种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认同感,使管理成本上升,管理成效下降。此外,当时实施“国家管理上的直接管理模式”,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经过多年的调整和整顿,通过不断的培训和规范化,国家管理逐步地取得进步。一般而论,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管理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就,正如今天人们往往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评价过低一样,当时毛泽东对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务体系和以刘少奇为首的政务体系的管理绩效评价也过低,乃至把他们作为国家发展的障碍,称之为“反党集团”,这明显是不合适的。当时国家管理中各种问题的产生,既有官僚精英群体的主观原因,也有许多客观的原因。
  
  总而言之,当时为了迅速完成国家工业化,迅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也为了迅速改善国家安全态势,尽管执政的官僚精英群体主观客观上有这样那样的欠缺,毛泽东时代仍然顺利地把有限的物力资源和大量的人力资源组织和动员起来,发展经济,使得中国面貌迅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就是巨大的。在这样一群文化水平不高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共产党人的组织和领导之下,取得了这一辉煌成就,应该是一个管理上的奇迹。今天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实际上就是对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最好评价。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当时的共产党人的大多数是无愧于这样的评价的,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群体的模范带头作用,在人民群众中间形成高度的认同感,使得在缺乏使用“短期利益规制”作为有效管理手段的经济条件下,仍然取得了组织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巨大成就。
  
  4、 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安全成本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新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必须解除美苏在雅尔塔密约中强加给中国的禁制。中国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必须以对我怀有敌意的大国为对手,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支付成本。
  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越战争是直接通过军事手段在战场上消除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威胁,改善国家安全态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这两场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为新中国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
  
  国防工业的建设,开发三线和在工业布局上搞“进山、钻洞、分散”,在工厂规模上大力提倡“五小工业”建设,这种工业布局和生产规模上都不是按照最优效率原则配置有限的资源,其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当然也是为了加强国家经济安全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同时也显示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的意愿和决心。根据毛泽东在1965年与斯诺谈话时所作的判断---如果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捞不到什么好处,而是遭遇无穷无尽的抵抗,大概就不会来侵略这一手。
  
  中国大力援助亚非拉国家,是在世界范围内争取朋友和孤立敌人的必要步骤,也是争取改善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外交地位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这方面的成就后来集中地体现在新中国冲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重重阻扰,在1972年恢复联合国的席位这一事件上,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是被黑人朋友抬进联合国的。
  
  三、 在“市场迷信”的背后是对社会管理的极端无知
  
  赫伯特-西蒙说“管理就是决策”,这是从管理过程与操作层面来讲的。从管理起源的角度看,管理是为了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不能自动一致的矛盾而存在的,如果历史上没有发生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社会就一定会继续停留在一个老子称为“道法自然”(自然就是不需要外在的强制管理实现自我平衡)、而孔子称为“大同”(大同就是没有利益分化,人们彼此之间完全认同)的时代,管理就不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就是要逆转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分化的过程,通过强制的管理手段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保证整体利益和个人或局部利益的平衡,保证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亨利-法约尔(有人称之为“经营管理之父”)把“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作为管理的一个原则,并指出“这条原则是说,在一个企业里,一个人一些人的利益不能置于企业利益之上;一个家庭的利益应先于其中一个成员的利益,国家利益应高于一个公民或者一些公民的利益。”法约尔指出,之所以需要特别提出这一原则,是因为“无知、贪婪、自私、懒惰以及人类的一切冲动总是使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忘掉整体利益。”实际上就是因为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分化,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个人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和落差,在现实中无法顺利实现,所以管理才被需要。”
  
  1、 管理的组织形式选择问题
  
  在管理上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也仅仅有科层制和家长制两种。科层制的优点是可以在管理体系内部作出权力制衡和监督的安排,通过赋劝制度进行分工协作;而家长制的优点是可以避免科层制必然带来的“条块分割”和互相推委扯皮。这两种管理组织形式谈不上什么固定的优劣之分。如果管理者阶层对管理目标具有高度认同感,能够很好地作到自律,或者外部舆论监督和制约比较有效,家长制就是更为可取的形式。
  
  实际上,由于管理组织形式的选择空间有限,管理组织形式常常不得不针对实际情况,在这两者之间摆动选择,从国家管理到企业管理,其所面临的选择空间都是如此。号称“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在其领导松下电器公司时期,同样在事业部制和独立工厂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反复多次。松下公司在1930年代实行的是事业部制,后来改为分公司制,1940年代改为工厂制,到1950年代又确立了事业部制,在1975年确立了综合本部制度。
  
  吴敬琏先生对具体的管理事务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去深入探讨或者学习,只有兴趣创造或者从国外处搬硬套一些缺乏管理学常识的词汇,什么行政性分权,什么经济性分权。在1980年代,经济学家们一哄而起地抨击“条块分割”,殊不知这是科层制管理组织的一个必然的弊端,是在管理体系规模扩大之后,不得不按照管理职能和地域系统划分管理职责和权限的产物。只有规模很小的管理体系才有可能实施彻底的家长制。除了这种极端场合之外,其他管理组织没有别的选择的余地。
  
  2、 管理模式与管理手段问题
  
  管理不仅在组织形式上的选择空间有限,而且可以援用的手段亦即操作空间也余地不多,从古代到今天,管理手段都是三条:胡萝卜政策、大棒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精神激励方式。前两条都是使用短期利益调整方式来规制个人行为,后者实际上可归结为增进人们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同感,提高人们的觉悟。
  
  由于全面监督和规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管理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人们的自觉上。这一方面是基于人们对管理目标的认同,另一方面要求管理给人们以稳定的预期,使得人们能够自觉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努力和长远目标进行自动结合。这有赖于管理目标具有对多数人利益的广泛涵盖,同时要求管理能够保证对多数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规制,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和对管理的认同感。如果没有多数人的自觉和认同,管理将依赖全面的监督和规制,不仅管理成本会迅速上升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而且由于全面监督在操作上的困难,使得管理无法进行。今天中国严重的腐败现象,实际上就是部分官僚精英群体失去对管理目标的认同,利用中手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其结果又严重地破坏了整个社会对整体利益的认同。腐败的存在正好说明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分化的加深,而不可能是以取消管理或者权力本身来解决。
  
  从总体上讲,国家和社会管理只有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两种模式,直接管理模式需要在经济资源分配上优先满足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在政治上要抑制精英主义,以直接缓和社会阶层矛盾的方式,求得民众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间接管理模式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放任精英主义的发展,企图以“物质富裕+矛盾转嫁”方式来缓和国内阶层对立和矛盾,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引发社会革命。
  
  间接管理模式的实现条件是“资本和劳动的均衡”,这一均衡的具体实现条件实际上是资本过剩和劳动力短缺。资本过剩促使资本的均衡利润率下降,劳动力短缺则促使均衡工资上升,实际上这就是西方国家采用间接管理模式的基础。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也是这个“资本和劳动的均衡”,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实际上失去了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条件,因为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资本过剩,他们无法把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边缘化,由于底层民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扩大,使得他们能够自我组织起来,与精英阶层进行谈判,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对精英阶层的制约和监督能力,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和存在西方国家精英阶层自觉接受的“游戏规则”,法治才得以摆脱“法不责众”的困境,获得实现的可能性。实际上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在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基础上的基于利益表述而进行的政治民主协商制度才有一定的实质性意义。
  
  3、 两种管理手段---短期利益规制和精神激励(认同感建设)---的有效性问题
  
  在管理手段上,西方社会中严重的经济分化在客观上强化了短期利益规制的作用,同时使资本和劳动的均衡维持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这是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比较有序的根本原因。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在认同感建设上卓有成效,但在短期利益规制的使用方面存在诸多限制。而今天的中国既破坏了认同感,又无法实现有效的短期利益规制(即精英阶层走极端,不按照游戏规则行事),这种因管理手段的欠缺所造成的带根本性的严重问题,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发展下去将是极其危险的。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生活中,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尤其严重,精英阶层没有自觉遵守“游戏规则”的意愿,从西方抄袭而来的法律和政策连篇累牍,问题在于没有可依托的力量监督其实施,特别是广大底层民众缺乏监督和制约精英阶层的组织和能力。因此,吴敬琏先生所侈谈的法治就是无谓的空话,吴市场大张旗鼓地抨击这些“不合理现象”,却拒绝去分析这些现象产生和存在的深层社会经济原因,完全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人们品德上的自私和贪婪。这种作法,除了成就了吴敬琏先生的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伟业,树立了吴氏“社会良心”的形象之外,在事实上又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政府和妖魔化中国人民的得力臂助,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离散剂。吴敬琏先生自称骨子里是民主主义者,从吴敬琏先生的所作所为来看,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当年对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所寄予的厚望似乎没有落空。
  
  否定了法治所必须体现的整体利益,法治就成为一句空话。综观当今世界各国,除了在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和法治有一定的实质性意义以外,所有的低收入国家,由于国内阶层矛盾比较尖锐,都不具备建立行之有效的法治和民主政治的基础。法治的可行基础是精英阶层无法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同时底层民众能够完成自组织过程,对精英阶层能够实施监督和制约。西方代议制民主和法治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成效,并非因为制度本身有什么具有自我实施的优越性,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实现了“资本和劳动的均衡”,中产阶级占了人口的多数,。国内矛盾趋于缓和的结果。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丰裕是以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残酷剥削和疯狂掠夺的结果,是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是经济丰裕和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才使得民主和法治在西方国家具有可行性,而不是如吴市场所想象的,是因为民主和法治带来了西方国家的共同富裕和社会矛盾缓和。
  
  在中国的今天的社会现实中,如果采取放任精英主义的间接管理模式,实际上既破坏了群众的认同感,又难以确立短期利益规制的有效性,结果使得整个社会管理丧失有效的管理手段,带来整个社会的失控。在中国人均资源不足和经济欠发达的现实条件下,放任精英主义的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经济制度,财富的集中过程开始之日,就是底层民众生存机会被剥夺的过程开始之时。同时,中国的“消费大跃进”进程使得中国的精英阶层的消费水平与迅速与国际接轨,造成中国资源的净流出,从而危及中国多数人口的生存权利。
  
  国家管理的一条铁律是团结大多数:国家和社会管理体系的设计必须给绝大多数人以出路,使多数人认同基本管理制度,这是管理体系成功的基本条件。如果说西方曾经在占据世界资源多数的基础上,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占据多数,精英主义制度为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话,那么,这一条道路将永远没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精英主义制度在中国不可能有任何光明前景。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中普遍的行为失范,就是因为精英主义不能给中国多数人以出路或者成功的机会。在全世界范围里也是这样,精英主义制度必定使多数人没有出路。因此,这种管理没有什么普遍意义。因此,精英阶层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必须主动地与弱势阶层协调,作出让步,以谋求整个社会的整合,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克服管理困难,降低管理成本。
  
  政治民主则是承认每一个阶层和利益集团都有表达自己立场和利益的法定权利,吴敬琏先生对理论竞争对手的所持有的狭隘胸襟和装腔作势的义愤,其阶段背景实际上在中国现实中,吴市场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不能容许其他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民主权利。主流经济学家中鼓吹“唾沫效应”论和“腐败有利”论,与吴市场一样,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与广大底层群众的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游戏规则”无法为他们所接受和自觉遵守。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法治的监督成本就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想当然地鼓吹抽象法治和抽象民主,是毫无意义的,唯一的作用是帮助美国妖魔化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实现制度目标的保证条件不在于消灭与这一制度相对抗的力量,也不在于制度本身能够得到100%的实施。西方发展道路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错误,也不是因为西方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制度对100%的人起作用,而是在于社会主流惟有遵守游戏规则的意愿,这将使得错误的作用范围与严重程度不足以根本改变制度的方向。这种情况的产生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外在法律规制的结果,而只能是以多数人赞同为前提。得多数人的认同的必备条件是制度的实施能够真正地兼顾多数人的利益,而这又以西方国家建立在对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口的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上的相对普遍富裕和社会矛盾的相对缓和为基础,这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制度的根基。全球接近200个国家,在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之中,实施西方国家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为数甚多,又有哪一个国家在民主和法治上取得过实质意义的进步呢?
  
  四、 专案组视野和读后感学术的成就总结
  
  其实这样的学术路径,也是可以方便地为自己塑造一个道德形象的,如果这个形象有价值的话。因为学问做起来非常方便,不需要联系实际,也不需要在逻辑保持贯通,一切需要的言论都可以说出口来。下面略举两例,看一下吴敬琏先生是如何寻求自身形象包装的。
  
  吴敬琏先生在研究问题时,向来是没有足够兴趣和时间去看一看现实的,就是鼓吹西方市场经济政治制度这种所谓万能的制度。即使去做实地调查,他的目的也只是寻找佐证这种制度的优越性的材料。当然,这并不妨碍吴敬琏先生从前曾经认为是这种万能的制度不是别的,而是革除资产阶级法权以后的以苏联为蓝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吴敬琏先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这种万能的制度是以美国为蓝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吴敬琏先生曾经表示要对以前违背“科学良知”的行为进行反省,不“唯上”不“唯书”,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口头意愿并没有见之于行动。在吴敬琏先生近年来对中国股市的批评中,也仍然看不到他联系实际去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蛛丝马迹,而仍然只是从抽象概念出发,从有利于建立自己的道德形象的目的出发,从来看不到吴敬琏先生考察问题的来龙去脉、考察问题产生和存在的现实根源,并结合中国现实的需要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吴敬琏先生所有政策主张的出发点仍然是两个字:唯风。当然,唯风即唯我,唯我即为我。
  
  吴敬琏先生近来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的道德批判和政治批判,其实质是以吴敬琏先生为急先锋的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在他们极力鼓吹的西式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在遭遇到不可解脱的经济的困境以后,所采取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斗争策略。种策略的中心完全拒绝反省,拒绝承认错误,拒绝承认现实中种种问题和矛盾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在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又拒绝认识“市场经济万能”带来的问题,拒绝反省中国是否具有实施西方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是将现实的困难和尖锐的矛盾一股脑儿归罪于残存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归罪于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条道走到黑:彻底实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宏观管理的自由化,政府体制的民主化,一句话,彻底的西方化,当然,实施的结果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边缘化。
  
  吴市场从1988年开始大力抨击共产党官员搞权力寻租,认为只有这个原因,才影响社会稳定和民众不满。明明是中国经济体系中缺乏西方式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不能给产业发展提供一个直接融资体系,却大力鼓吹公司化即股份化,结果使天然具有的资源动员能力的社会主义行政体制陷于瘫痪状态,又不可找到替代机制,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而失去控制,造成腐败滋生的温床。吴敬琏先生却倒果为因,认为政府官员的个人意愿和权力存在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吴敬琏先生看来,一种经济制度的实施完全取决于官僚精英群体的主观意愿,这是典型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历史唯心论。
  
  吴敬琏先生根本没有国家整体利益观念,对多数人的切身利益也漠不关心,根本没有足够兴趣和意愿,去考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在现实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实际生存状况。除了一味地维护自己的话语权和职业利益之外,吴敬琏先生没有认真对待过任何事情,因此50年来吴敬琏先生走了一条从“极左”到“极右”的治学道路。虽然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吴敬琏先生心安理得,对自己的治学方法乃至学术良知完全不做深刻的反省和认真的改进,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愧怍感,而且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先知先觉的教师爷姿态,铁嘴钢牙,振振有词,俨然又成为“新式真理”的化身。
  
  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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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田 | 主题: - , 订阅: -
遍识天下英雄路,俯首江左有梅郎。
沙发
 朱中卿| 发表于 2003-08-29 00:25:20 | 只看该作者
  我看着他那眼神闪烁的模样就不是好人。。心中有鬼不可能有坦荡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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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杨文理| 发表于 2003-08-29 00:40:01 | 只看该作者
  好!剥这些买办御用所谓经济学家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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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皆错| 发表于 2003-08-29 00:43:50 | 只看该作者
  批得好,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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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谈误民| 发表于 2003-08-29 10:33:34 | 只看该作者
  朱中卿 兄:会看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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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絮影妃子笑| 发表于 2003-08-29 10:38:05 | 只看该作者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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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谈误民| 发表于 2003-08-29 10:39:36 | 只看该作者
  感谢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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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谈误民| 发表于 2003-08-29 10:43:24 | 只看该作者
  『诗词比兴』江边咏
  
  
   作者:絮影妃子笑 提交日期:2003-06-26 14:22:00
  
  棋罢箸停待酒烧 江风催我看新桥
    月里踯躅当对饮 人间惆怅且听涛
    碎浪泠泠梦中曲 舟笛缕缕天上谣
    阶石无语星光淡 何日秋深可弄潮
  ————————————————
  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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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悠娜| 发表于 2003-08-29 10:48:22 | 只看该作者
  究竟何为真相?最近我愈加糊涂。吴究竟是大陆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还是如楼主所写。如真如楼主所言,世上又多了一个欺世盗名之徒。这究竟是吴的悲哀还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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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贝贝梨| 发表于 2003-08-29 11:07:33 | 只看该作者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多少人做了非正常的疯狂之事,经济学家也是人,也要服从于强大的外力,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在强权面前不低头。现在环境好了,言论环境自由了些,批驳一下从前的经济政策也无不可,不要老拿某个人在当时所做的事做文章,说不定你的爸妈叔伯姨姑舅还当过“革命头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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